是儒家文化害了我們?

hungchan

柏楊是現代傳奇大師級人物，大多數人跟他比起來的確跟草包沒兩樣，這跟引不引用他的論點沒關係，不引用的不見得不是草包，或者他根本不知道有這號人物。
  
以柏楊[$#65282]中國人史綱[$#65282]中的闡述來看，他的確對儒家思想持相當負面的看法，甚至對孔老夫子也沒什麼好臉色，以他的觀點來看，中國人思想最光芒萬丈不可侷限的是春秋戰國時代，漢文明不過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迴光反照，唐、清盛世亦不過是活力十足的外族闖入漢文明時所激起的波濤，沒多久就被醬缸文化所吞沒了。我想我應沒誤解他全書的原意吧，有錯請指正。
  
>>中國傳統獨尊儒家的理由是其中有些思想可以做為為統治者服務的工具，對於統治者>>而言，毛語錄或是聖經，如果有利統治，和論語的作用是一樣的。這無關文化。  
  
意思是否為---  因儒家某些思想可成為執政者工具，才被利用，這跟文化(儒家?)無關。
不懂...推論邏輯怪怪的。

viso

其實獨尊哪一術又何嘗不會造成「醬缸」呢？假設當初秦朝給他延續了兩、三百年，它的法治也是專為帝王而設，鐵定和今日的法治不同。柏老也在他最近的新書裡說到這一點（書看完擺在家裡，書名忘了）。柏老闡述的重點應該是「學術上的自由」。但在古代的極權環境裡，百家爭鳴也頂多曇花一現，那也只能在戰國時代才會出現，在統一的朝代似乎不太可能，每個皇帝喜好的又不一樣。像漢武帝他爹就尊尚黃老，假定當年漢武帝沒有獨尊儒術而獨尊道家，今天搞不好大家都成仙了！
  
不過近來常在重播的「雍正王朝」似乎也為「醬缸文化」做了個註解，田文鏡在催討國庫欠款時說了其中一句台詞：「一紙八股文掙來的功名」真是一針見血啊！雍正皇帝不過要求士大夫「一體當差」，結果士大夫連孔夫子的牌位都給請出來了，搞到雍正在給乾隆摸摸頭時說道：「千萬別得罪讀書人啊！」，也真夠嗆的！

千年來儒家的道德思想已然深植人心,這個主題「是儒家文化害了我們?」使用問號是希望引來正反兩面甚或多面的意見,而且反對者勢必激烈。可以想像的是若當初韓非子的法家學說被帝王們引用為「獨尊法術」,一樣施行個幾千年後,對整個文化的影響也會出現各種的利端與弊端,而儒家思想所產生的影響也是相同。wayan不會否認儒家文化之廣之深及優點,也希望儒家文化能繼續保存下來,但千年來一元化的儒家道德對位處於多元化自由社會的我們影響深遠,也就是說表面上是多元開放,實際上大部分人心中都是一元的儒家道德潛意識思想,這種一元的潛意識若反應在言行上,大則黨派鬥爭政經敗亂,已現形於百年至今的黨國亂象,小則兩造相持不下無法容忍異己,可見諸於虛擬網路的粗鄙辱罵。所有的多元思想風潮到了本地,都被整個多元假象的一元社會價值觀所牢牢控制而扭曲變質,所以wayan認為「在中國文化薰陶下的人們這麼不團結」。
  
再進一步說明wayan之前所說的那一段:「帝王們用儒家思想來箝制人性幾千年的結果使人們潛意識中產生表裏明暗各一套的模式,表的明的是--要應付整個社會上儒家仁義道德的壓力,而裏的暗的是--滿足或掙扎於原始的人性」。在我們社會週遭或你我之間處處可以找到印證的實例,柏楊先生這篇文章亦可找到好幾個表裏不一或心口不一的例子。當你與一個人或組織的關係處於緊繃狀態時,你得要去猜疑,也許輕鬆的猜,也許要費心的疑,上司問你:吃過飯沒有？你說:吃了,因為你從小就被父母師長教導要有「禮」,這是禮貌嘛!這可以輕鬆的猜到。李先生以前不願公開表明台獨思想,因為他從小周遭充斥著做人要盡「忠」的教條壓力,一旦要表明周圍許多人將憤而唾棄他,他也將喪失既得的利益,這得要費心的疑。
  
第一個吃飯的例子他們關係處於不是緊繃狀態,大家心知肚明招呼過便算了。第二個李先生的例子無論個人或組織的關係都處於緊繃狀態,會招致更多的不信任及猜忌,不團結與分離是難免的,也容易引起彼此內心的憤恨及怒罵,這正是千年來各種政治鬥爭的縮影,大家應該知道去拆破別人的內心世界,識破的人憤怒難過,被識破的人也腦羞成怒。這種情形，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沉重的負擔，每天都要去揣摩別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輩朋友，還沒有關系。如果他有權勢，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錢，而你又必須跟他接近，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麼？這些都是精神浪費。所以說，有句俗話：「在中國做事容易，做人難。」。
  
請注意,剛剛兩個例子wayan不是叫大家不要有「禮」貌,不要盡「忠」,這個道德本身是好的,而是它被過分的強調,並且歷代以來被奉行了幾千年所形成的一種思想枷鎖。引述柏楊之說:「自從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間，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所有認識字的人，都在那裡注解孔丘的學說，或注解孔丘門徒的學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被扼殺」。難怪滿清抵不過洋槍洋砲,我們自己人的爭鬥內鬨擾攘不止,一直讓洋人得漁翁之利,之後才想興舉科學已然落後太多了。難怪胡適先生會以差不多先生來比喻中國人沒有科學精神,要比人進步,要學日本團結,難啊!
  
在現代這個多元化的社會,如何興起多元的思想學說,而不受制於千年的一元儒學思想桎梏呢?如何使「在中國文化薰陶下的人們」更會團結呢?或者更切身切實一點如何讓我們的討論串開始接納異己的雅量,我知道接納異己的民主素養需要時間,不過是好的開始,也許在這之後有更多的思想家像孫中山先生一樣投入改革的工作吧!

是儒家文化害了我們?
  
看了台灣Kiss情色網的「小日本」那篇主題及眾多吵鬧回應讓我有很深的感觸,為什麼「在中國文化薰陶下的人們」這麼愛吵鬧,這麼不團結,這麼愛勾心鬥角。在引號裡我不用中國人或台灣人是為了避免口水戰,但又能涵蓋兩岸三地及國外華僑,因為這些人從小耳濡目染於中國的社會習俗,語言文字及儒家思想....等等之下的文化,這完全是我們的文化出了問題。如同柏楊先生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文中所說的"醬缸文化"一樣,中國文化的檯面上與檯面下各一套,人前與人後心口不一很容易使大家喜歡明爭暗鬥,這當中尤其以儒家思想對我們的影響最大,需要我們共同去探討其中的利弊,常聽人說表面上是四維八德或滿口仁義道德,而私底下卻........用儒家思想來箝制人性幾千年的結果使人們潛意識中產生表裏明暗各一套的模式,表的明的是--要應付整個社會上儒家仁義道德的壓力,而裏的暗的是--滿足或掙扎於原始的人性。如果大家不改進我們文化中的缺點,再過一百年兩岸三地的人們還是會在原地踏步,明爭暗鬥使我們永遠不會團結,人民素質不會提升,國家不會進步。柏楊先生的這篇「醜陋的中國人」也許有些人沒看過,在此轉貼,希望對大家有幫助,也希望大家共同討論「是儒家文化害了我們?」
  
醜陋的中國人 ~~柏楊
  
本文是柏揚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
  
多少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我記得美國有一本「醜陋的美國人」，寫出來之後，美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日本人也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他閣下卻被撤職，這大概就是東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國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級，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所以我始終沒有寫。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把它作一個口頭報告，請教全國各階層的朋友。不過作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在台北，聽我講演的人，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就立刻不請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來，笫一次用[醜陋的中國人]講演，我感到到非常高興，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有一次，台中東海大學請我講演，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我問同學會會長：「會不會有問題？」他說：「怎麼會有問題？」我對他說：「你去訓導處打聽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作問題人物。又講一個問題題目，那可是雙料。」跟訓導處談過之後，他打電話到台北來說：「問題是沒有的，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接看把他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他問：「同意不同意？」我說：「當然不同意，不過你一定要改，衹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講有關「醜陋的中國人」。我對他說：「希望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諾。結果講過之後，把錄音帶寄來，衹有開頭的幾句話，以後就沒有了聲音。
  
今年我六十五歲。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我對他們說：「我活了六十五歲，全是艱難的歲月。」我的意思是：不僅僅我個人艱難，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尤其是來自台灣的朋友們，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同你們談「艱難」，你們既不愛聽，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談的艱難，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了解。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了解，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永遠無盡無期。
  
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百分之九十是從越南、柬埔寨、寮國被驅逐出來的中國人，我們所講的「中國人」不是國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統或文化。有一位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的女學生，是派到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到了那裡幾天之後，不能忍受，哭著回來。她說：「那種慘狀我看不下去。」後來我到了泰國。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好比說：中國人不可以有私有財產。而且不能有商業行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鄰居太太替你縫兩針，你給她半碗米作為同報，這就是商業行為，然後泰國士兵會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脫光，走到裁判所，問她：「你為什麼做這種違法的事情？」這衹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我除了難過和憤怒外，衹有一個感慨「中國人造了什麼孽？為什麼受到這種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從巴黎的地下鐵出來，看到一個賣首飾的攤子，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孔的中年婦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講，賣主忽然用中國話向我們解釋，我們覺得很親切，問她「你怎麼會講中國話？」她說：「我是中國人，從越南逃出來的。」她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一面說，一面嗚咽。我衹好安慰她：「至少現在還好，沒有挨餓。」在告辭轉身時，聽到她嘆了一口氣「唉！做一個中國人好羞愧！」我對這一聲嘆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紀的南洋島，就是現在的東南亞，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島像豬仔一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災難更大。最使我們痛苦的是：一百年來，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滅。來了一個盼望，以為中國會從此好起來，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反而更壞。再來一個盼望，而又是一個幻滅，又是一個失望。又是一個更壞。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長長遠的，但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經得起破滅？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還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難盡。四年前，我在紐約講演，講到感慨的地方，一個人站起來說：「你從台灣來。應該告訴我們希望，應該鼓舞我們民心。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問題是，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我從小就受到鼓勵。五、六歲的時候，大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我想我的責任太大，負擔不起。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現在，兒子又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一代復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夠好起來？
  
在中國廣大的大陸上，「反右」之後接著又來一個「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類有歷史以來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大的一場人造浩劫。不僅是生命的損失，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人如果離開了人性和高貴的品德，就跟禽獸毫無區別。十年浩劫使許多人都成了禽獸。這樣一個民族：品質墮落到這種地步，怎麼能夠站得起來？在馬來西亞，華人佔百分之三十幾，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裡面有馬來文，有英文，就是沒有華文。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沒有華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現象一方面說，馬來人的心胸不寬廣，另一方面，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沒有地位，沒有受到尊重。泰國的華人說：「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個法令下來。你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個國家。它的土地被外國搶走。都是一種羞恥。等到收復它的時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樣，同到母親的懷抱。雙方都非常歡喜。各位都知道法國將阿爾安斯、勞蘭兩個省割給德國的事情，當它們喪失的時候，是多麼痛苦，它們回歸的時候，又是多麼快樂。可是我們的香港，一聽說要回歸祖國，立刻嚇得魂飛魄散。這是怎麼一同事？至於我們在台灣，有些台灣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張台灣獨立。想當年。三十年前，當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候，大家高興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個迷途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三十年之後。為什麼產生了要離家出走的想法？賽普路斯，一邊是土耳其人，一邊是希腊人。根本是兩碼子事﹔言語不一樣，種族不一樣，宗教不一樣，什麼都不一樣，土耳其人可以這樣做。而我們，同一個血統，同一個長相，同一個祖先，同一種文化，同一種文字，同一種語言，衹不過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麼會有這種現象？  
  
這種種事情，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不但艱難，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左、右、中、獨、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簡直沒有共同語言。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現代的希腊人跟從前的希腊人無關，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國人欺負，更受自己人欺負 --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負。有時侯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看到外國小孩，他們是那麼快樂，我從內心產生羡慕。他們沒有負擔，他們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滿歡愉。我們台灣的孩子，到學校去念書。戴上近視眼鏡。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六親不認。他母親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親悲愴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麼？你用功罷，你用功罷！」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學生馬上就抗議：「我們不要學做人，我們要學應付考試。」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從小就要鬥，就要詐欺，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就要滿口謊言。多可怕的教育，我們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卻是這種樣子。  
  
我在台灣三十多年，寫小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平均分配。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寫雜文。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掌握權柄的人認為：衹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他就永遠沒有錯誤。
  
我自己在牢房裡沉思，我為什麼坐牢，我犯了什麼罪？犯了什麼法？出獄之後，我更不斷的探討，像我這樣的遭遇，是不是一個變態的、特殊的例予？我到愛荷華，正式和大陸的作家在一起，使我發現，像我這種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灣坐牢，就在大陸坐牢。他們同我講：「你這個脾氣，到不了紅衛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為什麼一個中國人，稍微膽大心粗一點，稍微講一點點實話，就要遭到這種命運？我遇到很多在大陸坐過牢的人，我間他們：「你為什麼坐牢？」他們說：「講了幾句實話。」就是這樣。為什麼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前幾天，有位從北京來的「全國作家協會」的黨書記，我同他談，把我氣得講不出話來。我覺得我吵架還蠻有本領，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悶了。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關我的特務，都不能責備，換了各位，在那個環境之中，納入那種軌道之後，也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因為你覺得做得是對的。我也會那樣做。因為我認為我做得是對的，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壞。常聽到有人說：「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裡。」我年紀大了之後，覺得這話很有問題，事實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別人之手。
  
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裡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之後，身不由主。使我們感覺到，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耶穌臨死的時候說：「寬容他們，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年輕時候讀這句話，覺得稀松平常，長大之後，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才發現這句話多麼深奧，多麼痛心。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我到愛荷華，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沒有邦交，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板，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我們從前沒見過面，捐了一個這麼大的數目，使我感動。他和我談話，他說：「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看了你的書之後，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說，我想請你當面指教。]裴竹韋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我第一次出國時，孫觀漢先生跟我講：「你回國之後，不准講一句話：唉！中國人到那裡都是中國人。」我說：「好，我不講。」回國之後，他問我：「你講得怎麼樣？」我說：「還是不准講的那句話：中國人到那裡都是中國人。」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是他希望中國人經過若千年後，有所改變，想不到並沒有變。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真的有了問題？是不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內心？我想不應是品質問題，這不是自找安慰，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往往是中國人，許多大科學家，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頭腦。中國人並不是品質不好，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很快樂的境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系？衹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但是為什麼幾百年以來，始終不能使中國人脫離苦難？什麼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說：「自己不爭氣，卻怪祖先。」這話有一個大漏洞。記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劇（按，[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個梅毒的兒子，每次兒子病發的時候：都要吃葯。有一次，兒子憤怒的說：「我不要這個葯，我宁愿死。你看你給我一個什麼樣的身体？」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祖先，假定我們要怪的話，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文化？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度，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卻陷入貧窮、愚昧、鬥爭、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難以自拔。我看到別的國家人与人之間的相處，心裡充滿了羡慕。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產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徵。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亂、吵。台北曾經一度反髒亂。結果反了幾天也不再反了。我們的廚房髒亂。我們的家庭髒亂。有很多地方，中國人一去，別人就搬走了。我有一個小朋友，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嫁給一個法國人，住在巴黎，許多朋友到歐洲旅行都在她家，打過地舖。她跟我說：「她住的那棟樓裡，法國人都搬走了，東方人都搬來了。」（東方人的意思，有時候是指整個東方，有時候專指中國人。）我聽了很難過，可是隨便看看，到處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處跑，到處亂畫，空氣裡有潮濕的霉味。我問：「你們不能弄乾凈嗎？」她說：「不能。」不但外國人覺得我們髒，我們亂。經過這麼樣提醒之後，我們自己也覺得我們髒、我們亂。至於吵，中國人的嗓門之大，真是天下無雙，尤以廣東老鄉的噪門最為叫座。有個發生在美國的笑話：兩個廣東人在那裡講悄悄話，美國人認為他們就要打架，急撥電話報案，警察來了，問他們在干什麼？他們說:「我們正耳語。」  
  
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因為沒有安全感，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衹要聲音大、噪門高，理都跑到我這裡來了，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氣憤？我想這幾點足使中國人的形象受到破壞，使我們的內心不能平安。因為吵、髒、亂，自然會影響內心，窗明幾凈和又髒又亂，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至於中國人的窩裡鬥，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每一個單獨的日本人。看起來都像一條豬，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就在台北，三個日本人做生意，好，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國人做生意，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你賣五十。我賣四十，你賣三十，我賣二十。所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中國入講起話來頭頭是道。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下可以治國平天下。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裡，在考場上，在不需要有人際關系的情況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三巨條龍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豬、一條蟲，甚至連虱都不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中國人永遠不團結，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我衹好說：「你知道中國人不團結是什麼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團結起來，萬眾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憐你們，才教中國人不團結。」我一面講，一面痛徹心腑。
  
中國人不但不團結，反而有不團結的充分理由，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理由寫成一本書。各位在美國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標本就在眼前，任何一個華人社會，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對方置於死地。中國有一句話：一個和尚擔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人多有什麼用？中國人在內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說他不了解，他可以寫一本團結重要的書給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來美國，住在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家裡，談得頭頭是道，天文地理，怎麼樣救國等等，第二天我說：「我要到張三那兒去一下。」他一聽是張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說：「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說：「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國學校教書，都是從一個家鄉來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還講什麼理性？所以中國人的窩裡鬥，是一項嚴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國更容易体會到這一點，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人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出賣中國人的：也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在馬來西亞就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個朋友住在那兒開礦，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嚴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來是個老朋友，一塊從中國來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質問他怎麼做出這種下流的事？那人說：「一塊兒打天下是一塊兒打天下，你現在高樓大廈，我現在搞的沒辦法，我不告你告誰？」所以搞中國人的還是中國人。譬如說，在美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度，滄海一粟。怎麼會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麼！誰告你？就是你身邊的朋友，就是中國人告你。有許多朋友同我說：如果頂頭上司是中國人時，你可要特別注意。特別小心，他不但不會提升你，裁員時還會先開除你。因為他要「表示」他大公無私，所以我們怎麼能跟猶太人比？我常聽人說：「我們同猶太人一樣，那麼勤勞。」我覺得這話應該分兩部分來講，一個是，中國人的勤勞美德，在大陸已被四人幫整個破壞。幾千年下來，中國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勞，現在已不存在。第二，我們拿什麼來跟猶太人比？像報紙上說的：以色列國會裡吵起來了，不得了啦，三個人有三個意見。但是，卻故意抹殺一件事情，一旦決定了之後，卻是一個方向，雖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還在打仗，敵人四面包圍。仍照舊舉行選舉！各位都現白，選舉的意義是必須有一個反對黨，沒有反對黨的選舉，不過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戲。在我們中國，三個人同樣有三個意見，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樣的是，中國人在決定了之後。卻是三個方向。好比說今天有人提議到紐約，有人提議到舊金山，表決決定到紐約。如果是以色列人，他們會去紐約。如果是中國人，哼，你們去紐約，我有我的自由，我還是去舊金山。我在英國影片中，看見一些小孩子在爭，有的要爬樹，有的要游泳，鬧了一陣之後決定表決，表決通過爬樹，於是大家都去爬樹。我對這個行為有深刻的印象，因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時候，大官還要照個相，表示他降貴紆尊，民主並沒有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衹成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國人的不能團結，中國人的窩裡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好，而是中國的文化中，有濾過性的病毒，使我們到時侯非顯現出來不可，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這是窩裡鬥，還是要窩裡鬥。鍋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飯，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可以頂。因為這種窩裡鬥的哲學，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行為死不認錯。各位有沒有聽到中國人認過錯？假如你聽到中國人說：「這件事我錯了。」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族額手稱慶。我女兒小的時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結果是我錯怪了她，她哭得很厲害，我心裡很難過。我覺得它是幼小無助的，她衹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臉，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來，我說：「對不起，爸爸錯了，爸爸錯了，我保証以後不再犯，好女兒，原諒爸爸。」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這件事情過去之後，我心裡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無限驕傲，因為我向我的女兒承認自己錯誤。
  
中國人不習慣認錯，反而有一萬個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有一句俗話：「閉門思過。」思誰的過？思對方的過？我教書的時侯，學生寫周記，檢討一周的行為，檢討的結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騙了，騙我的那個人，我對他這麼好，那麼好，衹因為我太忠厚。」看了對方的檢討，也是說他太忠厚。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那麼誰不忠厚呢？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我們雖然不認錯，錯還是存在，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為了掩飾一個錯，中國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氣，再制造更多的錯，來証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所以說，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喜歡講空話，喜歡講假話，喜歡講謊話，更喜歡講毒話--要毒的話。不斷夸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不斷夸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宏揚世界。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全都是大話、空話。我不再舉假話、謊話的例子，但中國人的毒話，卻十分突出，連閨房之內，都跟外國人不同。外國夫妻昵稱「蜜糖」「打鈴」，中國人卻冒出：「殺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毒話就更無限上綱，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下流？
  
我有位寫武俠小說的朋友，後來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問他做生意可發了財？他說：「發什麼財？現在就要上吊！」我問他為什麼賠了？他說：「你不曉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講了半天，你還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很多外國朋友對我說：「和中國人交往很難，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裡什麼想法。」我說：「這有什麼稀奇，不要說你們洋人，就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都不知道對方心裡想的什麼。」要察顏觀色，轉彎抹角，問他說：「吃過飯沒有？」他說：「吃了」其實沒有吃，肚子還在叫。譬如說選舉，洋人的作風是：「我覺得我合适，請大家選我。」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請他，他也一再推辭：「唉！我不行啊！我那裡夠資格？」其實你不請他的話，他恨你一輩于。好比這次請我講演，我說：「不行吧！我不善於講話呀！」可是真不請我的話，說不定以後台北見面，我會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往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國教授，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跑來看我，他說：「晚上到我那兒去吃飯。」我說：「對不起，我還有約。」他說：「不行，一定要來！」我說：「好吧，到時候再說。」他說：「一定來，再見！」我們中國人心裡有數，可是洋人不明白。辦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說：「我要回去了。」英國教授說：「哎！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要到他家去啊。」我說：「哪有這回事？」他說：「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種心口不一的這一套。  
  
這種種情形，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沉重的負擔，每天都要去揣摩別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輩朋友，還沒有關系。如果他有權勢，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錢，而你又必須跟他接近，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麼？這些都是精神浪費。所以說，有句俗話：「在中國做事容易，做人難。」「做人」就是軟体文化，各位在國外住久了，回國之後就會体會到這句話的壓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難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為你講了實話，別人以為你是攻擊你難道要顛覆政府呀？這是一個嚴重的課題，使我們永遠在一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打轉。我有一個最大的本領，開任何會議時，我都可以坐在那裡睡覺，睡醒一覺之後，會也就結束。為什麼呢？開會時大家講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聽不聽都一樣。不衹台灣如此，大陸尤其嚴重。今年(一九八四)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划的一位大陸著名的女作家諶容，寫了一篇小說《真真假假》，推荐給各位，務請拜讀。環境使我們說謊，使我們不能誠實。我們至少應該覺得，壞事是一件壞事，一旦壞事被我們認為是一件榮耀的事，認為是無所謂的事的話，這個民族的軟体文化就開始下降。好比說偷東西被認為是無所謂的事，不是不光榮的事，甚至是光榮的事，這就造成一個危機，而我們中國人正面對這個危機。
  
因為中國人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斷的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中國的面積這麼大，文化這麼久遠，泱泱大國，中國人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衹能在書上看到，衹能在電視上看到。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衹要瞪他一眼，馬上動刀子。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來握握手，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沒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不夠平衡。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自卑的時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時候，成了主人！獨獨的，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顧。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  
  
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跡很容易，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惊異的成就。但是要保持這個奇跡，中國人卻缺少這種能力。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會走了，因為他開始發燒。為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這些都是自我膨脹。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車掌小姐說：「我們這位司機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機，英俊、年輕。」那位司機先生立刻放開方向盤，同大家拱手致意。這就是自我膨脹，他認為他技術高明，使他雖不扶方向盤，照樣可以開車。若干年前，看過一部電影。有一次，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這個人自己做了一對翅膀，當他上塔之前，展示給大家看，全場掌聲雷動。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制，覺得偉大起來，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接看就順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說：「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他說：「你懂什麼？」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蓋子一蓋，偉大加三級，再往下一跳，噗通一聲就沒有了。觀眾大發脾氣：我們出錢是看飛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飛。他太太凄涼的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你膨脹的結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為什麼容易膨脹？因為中國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假如衹有幾個人如此。還沒有關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數，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死不認錯。可是又不斷有錯，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台北有個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診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給救活了。兩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大，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就跟醫生去講，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說：「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現在要轉院呀。」於是不由分說，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幾乎死掉，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既悲又憤，我向他說：「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我寫文章揭發他。」他大吃一惊說：「你這個人太沖動，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講。」我聽了氣得發瘋，我說：「你怕什麼？他衹不過是個醫生而已，你再生病時不不找他便是了，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不可？再說，他如果要對付的話，也衹能對付我，不會對付你。是我寫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麼？」他說：「你是亡命之徒。」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贊揚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不愿意我去闖禍。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這個也怕，那個也怕。
  
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是一個中國人被搶，捉到強盜後，他不敢去指認。每個人都恐懼的不得了。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力，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總是一句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使我們民族的元氣，受到挫傷。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或者，我假如是一個暴君，對這樣一個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話，真是天理不容。這種神經質的恐懼，是培養暴君、暴官最好的溫床，所以中國的暴君、暴官，永遠不會絕跡。中國傳統文化裡--各位在《資治通監》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歡，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
  
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是最燦爛的時代。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東漢，政府有個規定，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辯論、寫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範圍，這叫做「師承」。如果超出師承，不但學說不能成立，而且還違犯法條。這樣下來之後，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殺、僵化。就像用塑膠口袋往大腦上一套，滴水不進。一位朋友說，「怎麼沒有思考力？我看報還會發牢騷。」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僅有一面，不僅有兩面，甚至有很多面。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有一個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說它是個白球。另一邊的人，則說它是個黑球，他們都沒有錯，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而跑到另一邊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當我們思考問題時，應該是多方面的。
  
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一位氣象學系老師舉行考試，給學生一個氣壓計，叫他用「氣壓計」量出樓房的高度，意思當然是指用「氣壓」測量高度。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氣壓」，老師很生氣，就給他不及格，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委員會就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同答？他說：「老師要我用那個「氣壓計」來量樓有多高。他並沒有說一定要用「氣壓」，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委員會的人問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學生：「還有很多，我可以用繩子把氣壓計從樓上吊下來，再量繩子，就知道樓有多高。」「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學生說：「還有，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管理員，把這個氣壓計送給他，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這個學生並不是邪門，他所顯示的意義，就是一種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漿糊腦筋嚇死。
  
還有一種「買西瓜學」，老板對伙計說：「你一出門，往西走，第一道橋那裡，就有賣西瓜的，你給我買兩斤西瓜。」伙計一出門。往西走，沒有看見橋，也沒有賣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來。老板罵他混蛋，沒有頭腦。他說：「東邊有賣的。」老板問他：「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他說：「你沒叫我去。」老板又罵他混蛋。其實老板覺得這個伙計老實，服從性強，沒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計出去一看，西邊沒有，東邊有。就去買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板會夸獎他說:「你太聰了，了不起，做人正應該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實老板覺得這個家伙靠不住，會胡思亂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赶。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怎能獨立思考？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也恐懼獨立思考。所以中國人也缺少鑑賞能力，什麼都是和稀泥。沒有是非，沒有標准。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應該在文化裡找出原因。  
  
這個文化，自從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間，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所有認識字的人，都在那裡注解孔丘的學說，或注解孔丘門徒的學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所以衹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這個潭，這個死水，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醬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以至許多問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衹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這樣的死水，這樣的醬缸，既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別人有民主，我們也有民主，我們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別人有法制，我們也有法制，別人有自由，我們也有自由，你有什麼，我就有什麼。你有斑馬線，我也有斑馬線-當然，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
  
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象，衹有從現在開始，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鑑賞家。我們雖然不會演戲。卻要會看戲，不會看戲的看熱鬧，會看戲的看門道。鑑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他當場拒絕，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並不一樣。我聽了很慚愧，他就是一個鑑賞家。
  
上一次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我們看到侯選人的辯論，從不揭露對方陰私，因為這樣做選民會免得你水准不夠，喪失選票。中國人的作法就不一樣，不但專門揭露陰私，而且制造陰私，用語惡毒。什麼樣的土壤長什麼樣的草，什麼樣的社會就產生什麼樣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夠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夠水准，還去怪誰？對一個不值得尊敬的人，我們卻直著脖子叫他萬歲。那你能怪他騎到你頭上？拿錢買選票這種事情，使人痛心，選民在排著隊選舉，一看到人在付錢買票，有人就問：「怎麼不給我呀？」這種人還配實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不能靠別人賞賜。現在，常有人講：「政府放寬多了。」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權利是我們的，你付給我，我有，你不付給我，我也有。我們如果有鑑賞能力，就一定要爭取選舉。嚴格選擇對象。我們沒有鑑賞的能力，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能夠怪誰？好比說畫畫，假使我柏楊畫了畢加索的假畫，有人看到說：「這真好︱」花五十萬美金買下來了，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是你瞎了眼！是你沒有鑑賞能力。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真的畢加系的畫就不會有人賣了：假畫出籠，真畫家衹好餓死。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衹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結果把門裝顛倒了，主人說：「你瞎了眼？」裁縫師傅說：「誰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錯人！」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沒有鑑賞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國人有這麼多醜陋面，衹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但是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不是經濟幫助，而是文化幫助。因為中國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會把別人也拖下漩渦淹死。在座的美國朋友，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最後一點，我的感想是：我們中國人口太多，僅衹十億張大的口，連喜馬拉雅山都能吞進去，使我們想到，中國人的苦難是多方面的，必須每一個人都要覺醒。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好的鑑賞家，我們就能鑑賞自己，鑑賞朋友，鑑賞國家領導人物。這是中國人目前應該走的一條路，也是唯一的一條路。  
  
謝謝！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百姓半月刊》﹔十二月一日紐約《台灣与世界雜 志》﹔十二月八日，台北《自立晚報》﹔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磯《論壇報》。

小酒蟲

相對來說，百家爭鳴代表的是社會動盪；因此在皇帝為了容易控制下位者，思想控制自然是必需的。不要以為只有中國這樣，想想從前天主教在歐洲殺害了多少異己？五月花號到美洲不也有一部份理由是為了逃避迫害？
  
另外，我不認為中國人的劣根性是給儒家教出來的。單純來說，是在權威體制下生活過久，一旦放風之後就會突然間開始為所欲為的反彈。想想台灣在所謂民主化（我呸！）之後，那票賤人的嘴臉吧....:!(
  
美國看起來比較好的原因只是因為發展史不長，又沒有舊包袱；其實財團也一樣是目前真正控制白宮的人。

viso

十二年前有個美國作家寫了一本書「太平洋世紀」，後來日本NHK及美國NBC拍了部「太平洋風雲」共十幾集。一開始就說到了日本、韓國及我們台灣（亞洲四小龍）的外匯存底驚人，在外國作家的眼中將原因都歸功於「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嚮」，或許吧！這似乎能說明日本「有禮無體」的文化和我們目前「說一套作一套」有點異曲同工，柏老的言論總是發人省思卻也常引起論戰，他只不過是舉例比較尖銳而已，多多培養一些好的民族性格及自省能力才是柏老要說的重點是吧！？

hungchan

柏楊另外寫了兩本[$#65282]中國人史綱[$#65282]上下，大體上也是延續著指摘儒家醬缸文化種種不良的流毒，例如崇古非今，凡事古時候種種都是好的，現在都是不好的，故言必稱堯舜，且懼怕改革，也不願討論所謂怪力亂神之事，科學的思想與觀念在中國數千年來一直無法萌芽茁壯，應也是原因之ㄧ。
儒家文化相對來說真的是較為保守，符合古代帝皇鞏固政權之所需，不過長年僵化教育下也真的成了醬缸文化，數千年毫無大的變動，不斷原地打轉發酵，再發酵，終至臭不可聞。
  
我們需要的可能是新儒家，改良的儒家思想吧。

viso

嗯，說實在的我也是在看過柏楊的著作後，才改變以往看歷史的角度。柏老的批評剛看時或許會對他的文章有點感冒，但是再深入的看看柏老的文章及其他著作，會發現柏老的確能一針見血的點出問題所在。像是「高山滾鼓集」等等的散文，看看倒也能收「怡情養性」的效果。至少比起現在每天電視上一堆無聊的談話性節目好看且營養多了。從高中拜讀柏老的著作，對他發明「瓜蔓抄」這個名詞就覺得最好玩，連高中時的班導師（教國文的）也推薦我們有空多看看柏老的書，如果國內的歷史教材採用柏老的版本，或許培養出來的下一代較能自我反省吧？

liaolc

現在的一些對中國傳統文化提出批判的人，大都很堅實的國學底子，倒是很多引用他們論點的人根本是草包。還說得振振有詞。
中國傳統獨尊儒家的理由是其中有些思想可以做為為統治者服務的工具，對於統治者而言，毛語錄或是聖經，如果有利統治，和論語的作用是一樣的。這無關文化。

k2

有空可以看看黃仁宇先生的書,其中也有不少批判.

sun409

一個外國傳教士眼中的中國人 <<中國人的素質>>
http://www.millionbook.net/xd/m/mingenpu/zgrd/index.html
  
出版前言  
  
　　明恩溥（1845-1942）是美國公理會教士，1872年來中國傳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東、河北等地，廣泛接触中國各階層人群，尤其熟悉下層農民生活，并結交不少朋友。他一生著述了十來本著作，每一本都与中國有關。《中國人的素質》即是他在華傳教二十二年之后，于1894年成書出版的一部代表作。本書開創了研究中國國民性的先河，是這方面第一本帶有社會學性質的著述，對后世學人影響极深。同時，它也代表了一個時代的中國觀。因此，它曾長期作為來華傳教士了解中國的必讀之作。  
  
　　本書總結了中國人的素質共二十六條，引證丰富，文筆生動。或褒或貶，無不言之成据。時至今日，讀來仍使人警醒与深省。誠然，本書所概括的中國人，是晚清時期的中國人，書中不免褒少貶多，因此筆触略顯低沉，還不乏偏頗之辭。由于作者是一位西方傳教士，他的立場和觀點，無疑會受這一身分的局限。他的視角与結論總擺脫不了西方的价值觀。然而，我們不必苛求前人。公平地說，他在揭示中國國民性与中國晚清政体同中國現代化之間的深刻矛盾方面，的确不乏真知灼見。對此，今天的讀者自有判斷。  
  
　　本書的深刻意義和歷史地位，曾經引起魯迅先生的极大關注。他二十一歲在日本時，便仔細研讀了本書的日譯本，并由此致力于揭示和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直到臨終前十四天還向國人鄭重推荐本書。  
  
　　本書的翻譯以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1894年第二版插圖本為藍本（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書中涉及的中外人物、典故、事件和各种引文极為眾多。為适應當今的讀者，譯者均盡量考證，并附有詳盡譯注，還附有几位重要人物的評論。因此，無論原著与譯本，我們均有充分的理由推荐給廣大讀者。  
  
摘錄
  
　　還有一次，兩個轎夫抬了三十五英里的轎子，又坐船回來，他們從早上六點起就沒吃東西，卻不花三文錢吃兩大碗飯。那條船擱淺了，他們直到次日下午二點鐘才到達廣州。這樣，這些人已經有二十七小時沒吃東西，負重走了三十五英里，抬著香便文博士走了十五英里到廣州——這十五英里自然還包括他行李的重量！  
  
　　中國人的節儉所帶來的許多東西，西方人根本就不樂意看到，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表現在這些東西之上的純朴天性。這個帝國的許多地方，尤其是（說來也怪）北方，男孩、女孩一年中有好几個月一絲不挂，四處轉悠，像在伊甸園里一樣。這是為了讓他們舒服一些，但基本動机是節省衣物。中國無以數計的獨輪車都嘎吱作響，因為缺少几滴可以使車子不響的潤滑油。油從沒上過，因為對被冠以“神經麻木”的人來說，嘎吱聲要比油便宜。  
  
引言  
第一章　面子要緊  
第二章　省吃儉用  
第三章　辛勤勞作  
第四章　恪守禮節  
第五章　漠視時間  
第六章　漠視精确  
第七章　天性誤解  
第八章　拐彎抹角  
第九章　柔順固執  
第十章　心智混亂  
第十一章　麻木不仁  
第十二章　輕蔑外國人  
第十三章　缺乏公共精神  
第十四章　因循守舊  
第十五章　漠視舒适方便  
第十六章　生命活力  
第十七章　遇事忍耐  
第十八章　知足常樂  
第十九章　孝行當先  
第二十章　仁慈行善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  
第二十二章　社會風暴  
第二十三章　共擔責任与尊重律法  
第二十四章　互相猜疑  
第二十五章　言而無信  
第二十六章　多神論 泛神論 無神論  
第二十七章　中國的現實与需要  
附：魯迅評《中國人的素質》   

D.L.懷特

施密特回憶鄧小平吐痰
  
【張作錦】
  
從明恩溥、梁啟超、解思忠眼裡的中國人，想望中國的現代化。  
  
ＳＡＲＳ肆虐兩岸三地，人民痛苦之餘，有人樂觀地認為，也許因此能改革大眾一些不好的生活習慣││譬如隨地吐痰。
  
醫學界說，ＳＡＲＳ患者的一滴痰就含有一億個病毒，於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重典治「國啐」，隨地吐痰的罰款從人民幣五元以下提高到五?元至二百元之間。可是有人在網上討論說：「痰不能隨地吐，那麼要吐到哪兒？」有民眾建議，在大街上每隔五?公尺設一痰盂，以方便「不吐不快」的人。
  
痰盂似乎成了中國文化的一種象徵。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北京，毛澤東和他的坐椅面前就赫然放一痰盂。大陸閉關自守數?年，這回拜外國記者電訊傳真之賜，讓海外中國人重見漢家風儀。
  
德國前任總理施密特，卸職後出版回憶錄《同路人》，記述他與世界各國領袖人物的交往。亞洲國家有福田赳夫、鄧小平和李光耀三人。施密特與鄧小平多次晤談，對鄧領導中國大陸走向改革開放讚譽有加，並認為他所說「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這句話務實而理性，已擺脫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施密特形容和鄧小平會談時的場景非常傳神：「他連續不斷地吸煙，因此總是有痰，並熟練地將痰吐到遠處的痰盂裡。」吐得如此精準，好像是一種讚譽。但很多中國人讀了這一段，可能覺得像是自己臉上被施密特吐了一口痰。
  
吐痰與吸煙並無絕對關係。很多不吸煙的人，如青年與婦女，似也不能「免俗」。自國民政府於一九三四年發起「新生活運動」，宣導不隨地吐痰以來，收效似乎不大。問題在哪裡？有人指出，是教育的不足。大陸文盲多，教育不普及，人民的知識還到不了「不隨地吐痰」的層次。
  
但這話也不一定說得通，台灣早已實行九年國教，大學生滿街走，而隨地吐痰仍經常可見。ＳＡＲＳ初來時，台北縣罰吐痰，第一天就開了四張罰單，每張六千元。《聯合報》六月八日登一照片，一家民間機構的洗手台上貼了一張告示，上書：「請勿吐痰，違者面斥，再者痛毆。」若不是清潔者長期忍無可忍，何能有如許厭恨之情？
  
可見不是缺少教育，而是教育內容裡缺少某種東西。那麼缺的是什麼？
  
大陸國務院教科文衛處處長解思忠，從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學、健康、職業和審美等八個方面，對中國人的素質進行了系統、全面而深層的考察，於一九九七年發表了《國民素質憂思錄》一書。他認定，國民素質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石，他憂思的重點是「道德素質」││「良心約束無力」、「社會公德缺乏」。想想看，人若漠視社會公德，又無良心可以自制，吐兩口痰在街上算什麼大事呢？日子久了，多做一些損人利己或損人也不利己的事，也就不以為意了。
  
其實，對中國國民素質提出批評的，早有其人。美國公理會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一八七二年來中國傳教，先後居住於天津、山東、河北等地，廿二年後，於一八九四年出版英文書《中國人的素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論者認為「引證豐富，文筆生動，或褒或貶，無不言之成據。」然褒少貶多，尤對中國人「心智混亂」、「缺乏公共精神」多所著墨。
魯迅最早在日本讀了本書的日譯本《支那人氣質》，內心很受震動。在他晚年，一九三六年?月五日，魯迅說：「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譯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說完這話?四天，?月?九日，魯迅就去世了。
  
梁啟超一九○二年在橫濱辦《新民叢報》，在〈本刊告白〉中他楬櫫報紙的宗旨：「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我國，當先維新我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務採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
  
去梁啟超此文已一百年了，兩岸中國之所以還不能成為世界第一流國家，主因仍是「國民公德缺乏」。一個很多國民還在隨地吐痰的國家，若謂能充分現代化，是很難令人想像的。
  
香港文化界一九九七年以「中國人看中國人」為題向全球華人徵文，後彙印成書，即以題名為書名。入選的台灣作者李貌華在文中有一句話：「海峽兩岸中國人都富裕起來了，但我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肯不計利害地為抽象理想而奮鬥？」
  
大家為眼前的實利都忙不過來，「為抽象理想而奮鬥」，無論是言教還是身教，都很難找到嘍。  
【2003/06/12 聯合報】
  
===>十九世紀末葉的中國佬(Chinaman) ，跟21世紀的中國人，真是一脈相承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