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智慧財產權並不只是口號﹗

kentseng

apple2兄關於物權方面的闡釋深入淺出,受教了..
  
小弟引一下馮建三在"另一種關於「智慧財產權」的說法"(原文發表於自由時報)裡的幾段話拾拾牙慧.
下面引文很長,小弟以前聽過一種說法"多數網路瀏覽者對連續文字忍耐度不超過500字"...不好意思讓大家眼睛受罪了,耐不住性子的朋友可以看最後一段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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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大員，美國，揮舞它的貿易法三０一條款時，同樣是這個體系成員的各個國家，幾乎沒有一個不膽顫心驚。不過，我國似乎來得嚴重一些，有若嚇得屁滾尿流，有實際資料為証：從一九八五年至今年初，當美國祭出三０一時，台灣平均只談了十八天就接受屈從，南韓則是 355 天，泰國更達470 天，印度、日本與大陸則在三百天左右。(施俊吉, 1993 2.23:17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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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篇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大約兩百年前 (一七九一年)，程偉元兩次校印、改版重印 << 紅樓夢 >> ，可見該作當時已經大受歡迎。不過，即便此時已經辭世二十餘載的曹雪芹尚有遺孀，她也得不到任何版稅的給付。事實上，一直要到一九九一年，中國大陸才制定了一套版權体系，而不但中國的傳統沒有西方模式的版權法律，印度及整個亞洲也沒有。西方的古希臘、古猶太法與羅馬的出版事業，雖然已經可以窺見現代的版權觀念，但在基督教會壟斷知識的時代，版權之說無法孕育，這是因為版權需要一個創作者，而基督文化總認為唯有神能夠創造，個別人物的創意只是神意的具体表現，何來保護之說？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直到十二世紀，巴黎及另外一些大學城鎮出現了手稿書籍的交易買賣。文具書商 (stationer)拿出(商業)資本，在大學的嚴格規約下，將古文經典以特定的價格，透過手抄方式，重製而出賣。但這種手抄本畢竟不可能流傳太廣，大學興起固然逐漸破壞了教會的知識壟斷力，但印刷興起之前，口語仍然是主要的傳播途逕，談不上版權問題。因此，文具書商透過他們長期累積的資本，致力於印刷設備的發明與改良，一四五０年代戈登堡( Johann Gutenberg )開發出了活版印刷技術，資金全部取自名喚福斯特 (Johann Fust )的商業資本家，但由於戈氏無法即時償還貸款，他智識上的創造果實也就為福氏所有，這也表徵了資本主義體系的本質。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一四六九年，現今義大利的城邦威尼斯市政府，給予引進活版印刷的 John of Speyer 五年的印刷特權作為回報，稍後則給予特定商號印製某些書籍古典的權力，以此鼓勵印刷這個當時算是「昂貴而風險頗大的行業」，「後世的版權體系，可以說是以此為其濫觴。」而印書特許狀的核發，也就迫使政府開始衡量，哪些東西屬於公共領域，哪些藝文活動則是私人性質而可以作為謀利之用。當我們想到程偉元無需取得任何許可，大落落地出版 << 紅樓夢 >> 的三百多年前，洋人的國家機器早就介入了印刷業時，我們又得到了另一個標記，看出了西方國家在全球體系的特徵之一。不過，就如同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的國家機器與私人資本，結合尚未緊密，對於智慧權的保護，也很難完全責成於國家機器，而必須仰仗商人之間的協定。這種情形在現今的德國更是明顯，因為彼時普魯士小邦林立，國家權威沒有樹立，令出難行或效力範圍有限；另一方面，書商的足跡早就跨越了邦界，不是單一國家法令與行政能力所及。因此，商人為了自保，也就彼此約束互不侵犯，事實上，他們發現這才是保障本身經濟利益不受盜印、不受競爭的更好辦法哩。在德國，這樣的私人協議，主要是透過書商公會與法蘭克福及萊比錫書展訂定的。
  
[$nbsp][$nbsp][$nbsp][$nbsp]等到資本主義的重心由威尼斯、北德、荷蘭而移轉至英國時，保護智產權的途逕，雖然還是私人合作與國家介入的雙軌並行，但隨著出版活動的跨越國界，國家機器作為規範手段與強制版權的立法，也就日形重要。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作為一個後進國家，英國在一四七六年引進印刷技術時，抱持鼓勵的態度，因為它想要讓書籍業儘速開展起來。隨後，皇室卻又為了異端及叛亂言論而傷腦筋，於是在一五五七年給予 the Stationers Company 壟斷英格蘭地區的出版特權一百五十年，用意是讓該公司自行控制其成員，篩選印刷內容。很明顯，英國的出版法令，要旨在於保護書商的經濟所得，不是作者的創作收益；但這也是因為當時的文人，根本鄙視寫作只為出版的態度，文人寫作充其量是一種娛情悅性的活動，用來休閒及酬酢。事實上，英國第一個登記有案，得以從本身著作取得錢財(十鎊)的作家，一直到一六六七年才出現：米爾頓的<< 失樂園 >>，七年之後他去逝後，版權由妻子繼承，不過，得款只有八鎊。
  
[$nbsp][$nbsp][$nbsp][$nbsp]到了十七世紀末葉，情況已經翻轉，若干作家已經依靠鬻文渡日，因此，一七二五年， << 魯濱遜漂流記 >> 的作者狄佛如此記載：「寫作...已經是英格蘭商業的一個部門，聲勢可觀。」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傳統上，研究版權的歷史學者認為，洛克在這個時期發表的<< 政府二論 >>(一六    九二)，設定了作者的智慧財產權之理論，亦即他們認為洛克企圖將智慧財產從一種由法規而來的權利，轉化成為一種天賦的自然權利，也就是將版權從出版商手中取走，歸給作者。但近人對於這個解釋，頗有質疑，如 R.V. Bettig 就說，洛克固然提供了理論基礎，鞏固並發揚「據為己有的個人主義」，但他從來沒有意識到他的財產論應該包括智識的創造活動。事實上，近世第一個版權法，也就是英國制定於一七一０年的安女皇版權法 ( the 1710 Copyright Act, Statute of Queen Anne )，縱觀其全文，根本找不到任何觸及創作者個人之智慧權的文字，該法標示的是一種(出版商擁有獨斷出書的)「財產權」而已。充其量，個人創作得到的保障，只能說是出版業界建立商業利益的過程，順勢附帶的產物，絕對不是版權法的立法初衷。作者權利源自天生的說法，在一七六九與一七七四的兩次判例中，更是被摧殘地無影無蹤。我們去年施行的著作權法，第十一條引發了巨大爭議，因為它規定受雇於法人之作者為版權所有人，而不是雇主，確實迥異於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作法，但這似乎並不能說是我們特別重視作者的自然權利，而應該歸因於在美國強力壓迫下，由於快速立法而出現的歷史過程之小小的擦槍走火，過不了多久，這樣的條文必然遭到修改，或者，資方在雇用心智勞動者之時，必定要求受雇者簽約放棄他的「自然」權。   
  
　　美國的版權立法精神，源出英國。在米爾頓賣書後不久，美國司法史第一次列有記錄(一六七二年)，顯示名喚阿薛(John Usher)的富裕書商得到了法院核可，佔有出版並販售    << 麻州殖民地法律與自由權概況 >>修訂本的專斷權，但從此之後的一百年之間，美國再沒有任何關於著作權的申請案或訴訟案。直到一七八三年，在書商 Noah Webster 大力籌組遊說團的運動之下，美國才在康乃迪格州出現了施行著作權法的另一個例子，但僅止於迪州，不是美國全境。但隨著美國獨立，急需將其經濟串連成為整體發展，她的國家機器也就逐漸積極介入，矢言「國會有權提振科學及有用藝文的進展，具體途逕是授予作者及發明者排他的權利，使用其創作品。」因此，到了一七九０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國聯邦政府第一次通過了版權法律。不過，這個以整個美國作為適用範圍的著作權法，同時卻又明白表示，凡是在美國境外任何地方的出版、寫作或印製的產品，一概不在該法保護之列，原因是當時的美國處於落後之林，不但想要保護本身初度萌發的資產階級文化，她更想要竭盡所能，利用文化器物已是粲然大備之國家的成果，而方法之一就是無償使用他國的「智慧」。   
  
　　到了一八五四年，美國國務卿與英國駐英大使簽定條約，同意雙方在互惠的基礎上，彼此均給予對方產品著作權法的保護。到了這個階段，戲還不算落幕，美國行政部門同意的條款，又要過了三十餘年，也就是直到一八九一年，其國會才首肯這份條約。換句話說，美國直到這個時候才對於本身的文學水平，稍具信心，認定他們毋須再便宜地吸收英國宗主的小說、詩歌等作品，即可獨立自行創作。等到電子媒介(從電影到電腦) 來臨，美國更是搖身一變，不復昔日的吳下阿蒙，逐漸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專利權與版權受益國。以一九九０年為例，美國在專利權與特許執照的出售金額，取得了美金一五三億，支出了二十七億，淨賺一二六億。反觀其它經濟強勢國家，固然在製造業產品大有斬穫，但點子買賣的方面，卻硬是臘山姆大叔一等：日本淨支出三十五億美金，德國十九億，法國五億，英國一億。最近幾年，美國若干商權通政權的企業家，要求其它國家照老美的形像，接受其著作權觀，基本原因正是美國可以從這個法律得到最大收益。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但資本主義畢竟是一個各方勢力矛盾對立的体系，哪裡存在利益，頻繁的衝突與仲裁活動也就環繞著進行，一九八二年美國設立了特別法庭，只為處理關於專利權的訴訟，而這些官司打的多了，也就讓人愈來愈不了解，到底這樣的智產權法是在鼓勵還是阻卻創新？並且，打官司是需要錢的，愈來愈多的美國人質疑究竟是法律或是開發新產品的公司，得到更大的利益？當今美國智產權的走火入魔，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好萊塢的製片人現在已經不敢隨便拆信看信，因為萬一信件是劇本，而有朝一日製片人拍攝的電影又正好與這個劇本有點牽連，那麼，他就必須面對上法庭的威脅與損失。(喜劇演員 Eddie Murphy 就曾經吃過這個虧。報紙專欄作家 Art Buchwald 成功地控告 Murphy「剽竊」他的點子，拍製了「來到美國」這部影片，但這真是天曉得，說不定 Buchwald 只不過在專欄寫了類似的文字而已！ )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回顧了智慧財產權在的發展過程，我們輕易可以發現，在絕大部份人類歷史裡，這樣的權利觀念根本不存在，但科技與其它文化器物的進展，仍然沒有因而受到阻礙。所謂的智慧財產權之興起，變成商團競相角逐的標的，代表的只是資本主義之動力，已經將越來越多的生活現象商品化，財產權私有的觀念，由有形的物質財貨，擴展到無形的腦力思維及人際關係；而智產權在國際間引起的糾紛，只是資本主義體系之下，經濟利益的衝突，糾紛各方誰輸誰贏，只能說是彼此政經實力及依附關係的強弱 (印度與巴西等國，對於美國想要強加她的智產權作法於他們，迄至晚近，不太理會 ) 。
  
智產權帶引出來的問題，無涉人種優劣也無關乎道德高下，我們不會說英國人比德國人或義大利人差，不致認為他們比較低下而盜用別人的智慧；我們更不會說美國人比英國人不守法，不致認為他們是海盜國家。既然如此，我們又為什麼那麼樣地「躬身自省」(或說是自我作賤)，動不動就責罵自己貪小便宜、不尊重別人，甚至慚愧而臉紅地比附自己是海盜之國貪婪之島呢？